“感覺稿還不如稿呢?！弊蛱?，憲法學專家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張千帆對早報記者說，對比《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》次與次征求意見稿（以下分別簡稱稿、稿）后發(fā)現，國家干預主義的思想主導了稿的修改，更多地體現了地方政府的利益，是一種妥協，其中問題是對“公共利益”界定得“過于寬泛”。 　　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則認為，由法院決定強制拆遷，司法裁決的公信力和獨立性仍有待觀察。 　　“公共利益”擴大化傾向 　　經濟學家馬光遠博士稱，稿的有些修改進步明顯，如：廢除了行政強制拆遷制度，政府要強制拆遷居民的房屋，只能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搬遷，行政強拆從此成了歷史；拆遷的補償標準更加明確，不僅要補償房屋的價值，還要補償搬遷等費用，以及因停產停業(yè)而造成的損失。 　　但他認為：“因為拆遷條例立法涉及的利益很大，博弈非常復雜，稿的一些修改退步也很大，特別是在公共利益的認定方面，出現了明顯的‘公共利益’擴大化的傾向。”譬如，稿規(guī)定，為了保障國家安全、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(fā)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“可以對居民的房屋進行征用”。這個界定，會引發(fā)很大的歧義。將國家安全作為公共利益的限定詞沒有任何異議，但將“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(fā)展”作為公共利益的表現，反而使得“公共利益”的邊界人為模糊，可能導致誤讀。 　　張千帆也認為，按照目前的條文的表述，地方政府對于想拆遷的地方，很容易找出符合“公共利益”的若干理由。他表示，實際上，拆遷的絕大部分都可以放手讓開發(fā)商與被拆遷居民之間談判，政府沒必要插手。但現在的情形是，許多項目仍授權地方政府來直接參與。 　　張千帆說，從國務院法制辦作出的相關說明，如“當前，我國正處在工業(yè)化、城鎮(zhèn)化的重要時期，……穩(wěn)步推進工業(yè)化、城鎮(zhèn)化進程……”以及整個文稿可看出，稿比較明顯地體現了“國家主義思想”，即由國家來主導改造整個城市，而這是稿里沒有提到的，也是的癥結所在。 “90%”不應刪可調比例 　　在稿中，有關“危舊房改造”一塊，規(guī)定了此種拆遷需“90%及以上的被拆遷戶的同意”——這也被稱為“90%的條款”。但在稿中，此條款被刪掉。 　　張千帆教授稱，危舊房的改造項目，牽涉到當地被拆遷居民的切身利益，應當說，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、尊重他們的選擇是非常必要的前提。稿中就體現了這個思想。至于“90%的同意”是否比例過高，其實是可以探討、調整的。但遺憾的是，稿中此條款被刪掉，使“公民參與”被忽略。 　　此外，“危房”尚好界定，“舊房”怎么界定、有無具體年限？一些法學專家表示擔憂，如一些地方現在對使用了10年不到的房屋動不動就拆遷，今后，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。 　　馬光遠博士也認為，對“危舊房改造”的界定出現了制度倒退。他說，稿在程序設計上，將“危舊房”改造的決定權交給了被征收人：其一，危舊房的改造需經90%被征收人的同意；其二，補償方案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被征收人的同意；其三，補償協議簽約率達到三分之二以上方可生效。這三個嚴謹的條件，不僅將危舊房改造的初始決定權交給了民眾，而且將后續(xù)補償程序的決定權也基本交給了被征收人。 　　但稿卻徹底推翻了稿關于“危舊房改造”的決定程序，將決定權完全交給了政府。稿規(guī)定，由政府依照城鄉(xiāng)規(guī)劃法有關規(guī)定組織實施的對危房集中、基礎設施落后等地段進行舊城改建的，應當納入市、縣級人民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(fā)展年度計劃，這等于完全否定了被征收人的抗辯權。 　　按照以上規(guī)定，只要某一個項目被納入某縣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(fā)展的年度計劃，并且經過人大同意，不管其是真正的公益項目，還是商業(yè)開發(fā)，都可以打著“公共利益”的旗號進行征收。 司法裁決或受行政干擾 　　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表示，雖然社會上不少人對稿擬廢除“行政強拆”表示歡迎，但他個人覺得，在現有司法體制下，即使將拆遷的決定權移交給法院，能否得到真正落實仍不容樂觀，“司法裁決較后是否仍淪為‘換湯不換藥’?！? 　　他說，由于各級法院仍依附于地方財政，因此地方黨政負責人的意見往往影響到了法院的審核與裁決，因此司法裁決的公信力如何，仍有待于觀察。 　　江蘇一位法官對早報記者稱，一旦拆遷案件交給法院來裁決，不僅加重了原本就很嚴重的法院“案多人少”的矛盾，而且也將大量的社會矛盾轉移到法院系統上。因為，遇到拆遷的案件，地方政府會推脫說這不是政府要拆的，而是法院裁定要拆的，實際上是“行政撂挑子、法院撿負擔”。 “感覺稿還不如稿呢。”昨天，憲法學專家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張千帆對早報記者說，對比《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》次與次征求意見稿（以下分別簡稱稿、稿）后發(fā)現，國家干預主義的思想主導了稿的修改，更多地體現了地方政府的利益，是一種妥協，其中問題是對“公共利益”界定得“過于寬泛”。 　　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則認為，由法院決定強制拆遷，司法裁決的公信力和獨立性仍有待觀察。 　　“公共利益”擴大化傾向 　　經濟學家馬光遠博士稱，稿的有些修改進步明顯，如：廢除了行政強制拆遷制度，政府要強制拆遷居民的房屋，只能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搬遷，行政強拆從此成了歷史；拆遷的補償標準更加明確，不僅要補償房屋的價值，還要補償搬遷等費用，以及因停產停業(yè)而造成的損失。 　　但他認為：“因為拆遷條例立法涉及的利益很大，博弈非常復雜，稿的一些修改退步也很大，特別是在公共利益的認定方面，出現了明顯的‘公共利益’擴大化的傾向?！逼┤纾逡?guī)定，為了保障國家安全、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(fā)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“可以對居民的房屋進行征用”。這個界定，會引發(fā)很大的歧義。將國家安全作為公共利益的限定詞沒有任何異議，但將“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(fā)展”作為公共利益的表現，反而使得“公共利益”的邊界人為模糊，可能導致誤讀。 　　張千帆也認為，按照目前的條文的表述，地方政府對于想拆遷的地方，很容易找出符合“公共利益”的若干理由。他表示，實際上，拆遷的絕大部分都可以放手讓開發(fā)商與被拆遷居民之間談判，政府沒必要插手。但現在的情形是，許多項目仍授權地方政府來直接參與。 　　張千帆說，從國務院法制辦作出的相關說明，如“當前，我國正處在工業(yè)化、城鎮(zhèn)化的重要時期，……穩(wěn)步推進工業(yè)化、城鎮(zhèn)化進程……”以及整個文稿可看出，稿比較明顯地體現了“國家主義思想”，即由國家來主導改造整個城市，而這是稿里沒有提到的，也是的癥結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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